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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標題：陳丹燕旅行是給歐洲小說愛好者的饋贈）陳丹燕是歐洲小說的狂熱讀者，那些十九、二十世紀的歐洲小說深埋在記憶褶皺里，成為她認知世界的通道。有多狂熱？十五年來，她拖著一只超重的行李箱走遍歐洲，箱子里塞滿了伍爾夫、王爾德、茨威格、托爾斯泰……地理和文學搭成鏡像。鏡子里，一個扎麻花辮的老姑娘來回閃現，從大雪降臨的伏爾加河畔，流浪到維也納施特勞斯金色雕像下，從茜茜公主深愛的施塔恩貝格湖，漂流至慕尼黑某天主教堂前的一顆櫻桃樹下，世界真美好，陳丹燕真幸運。奢侈的閱讀在遼闊地理中，讀出好小說的一切1993年風雪交匯的冬天，俄羅斯圣彼得堡火車站的月臺上，骯臟的積雪堆在枕木四周。陳丹燕出現了幻覺，她看見俄國貴婦安娜·卡列尼娜穿著黑大衣，正在附近徘徊，馬上就要赴死，因為情人弗龍斯基無法給她百分百強度的愛。時空被打亂，陳丹燕被推著走進文學構建的世界，那是她第一次將閱讀小說和旅行地理聯系在一起。她沒有預料到此后的歲月中，她能在遼闊的地理環境里讀出好小說蘊含的一切。讀的書影響了她對旅行目的地的選擇：帶著歌德的小說去德國中部旅行，帶著茨威格的小說去奧地利尋找“一個陌生女人的房間”，即使去北極，也要有《圣經》的創世紀故事打底……《咖啡苦不苦》《今晚去哪里》《櫻桃樹下愛與弗》等旅行散文從筆尖流淌出來。不懈的練習讓陳丹燕終于有底氣開始一場歐洲小說的地理閱讀。畢竟，這是一個歐洲小說愛好者取悅自己的最好方式。2005年到2013年，陳丹燕在都柏林發現了地理閱讀的可能性，她數次前往愛爾蘭，一路走，一路讀《尤利西斯》，回來寫讀書筆記。但真正促成她寫成文學地理散文集《馳想日》的，是2013年6月16日“布魯姆日”——《尤利西斯》主人公布魯姆在愛爾蘭街頭游蕩的日子——世界各地的喬伊斯愛好者齊聚都柏林，通宵達旦地狂歡。陳丹燕隨人群走了整整20個小時，從都柏林城的公爵街開始讀《尤利西斯》，喝加威士忌的愛爾蘭咖啡，寫下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筆；走到科克老城時，下起了雨，經過一個炸雞鋪子，喬伊斯的祖父就死在樓上的房間，家道中落的少年從此棄醫從文。在濕漉漉的情緒中，陳丹燕看到了紹興古城里魯迅的影子。這漫長的文學之旅，是陳丹燕戰戰兢兢的一場夢，不愿醒來，干脆去尋找捕夢人。2013年她帶著《哈扎爾辭典》去土耳其旅行，在從小亞細亞到巴爾干的地圖上標注，從伊斯坦布爾到希拉波里斯古城，馬不停蹄；2014年去塞爾維亞，在作者帕維奇家中讀中文版《哈扎爾辭典》；2015年，她用了四十天把土耳其和塞爾維亞連在一起旅行，像《哈扎爾辭典》里的捕夢者馬蘇迪一般，在夢中日行千里，晨昏兼程，最終寫下《捕夢之鄉》。不懂歷史的人，無法完成地理閱讀。誕生在南斯拉夫解體陰影中的《哈扎爾辭典》，帶有強烈的歷史地理痕跡。“多夢者”帕維奇，用迷宮式結構在書里描述哈扎爾民族的命運，陳丹燕認為這說明“塞爾維亞的故事本身就是歷史認知與道德判斷的雙重迷宮”。置身迷宮里，陳丹燕穿紅夾襖、黃波鞋，穿過窮而性感的貝爾格萊德街頭，尋找小說里的歷史氣息和精微細節。這種近乎奢侈的閱讀體驗，是她從孩童時代就已萌芽的奮不顧身。尋找精神故鄉消弭地域沖突感，成為世界公民生于1958年的陳丹燕，小學趕上“文革”，中學趕上思想鉗制的70年代，大學趕上百廢待興的80年代。在國門禁閉的時代長大，對于個人能否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，讀想讀的書，自己的國家能否被歸入世界，她非常介意。1966年9月，陳丹燕小學一年級，沒有小人書，一個紙片看半天。長大一些，上海少年能看的文學書，是一本反映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小說《艷陽天》，能看到的電影是阿爾巴尼亞電影，唯一能聽到的是短波收音機。那個年代，“美國之音”干擾太大，陳丹燕只能聽到澳大利亞短波。短波里卻有一段驚悚的傷心事。陳丹燕剛上初中，恰逢美國總統尼克松將訪華，上海一個小孩因為給澳廣電臺寫了一封信，被全城追殺，最后槍斃，家破人亡。很多年后，陳丹燕在美國查到這封信的內容：尼克松訪華前，上海市民被要求禁止在沿馬路的房子窗外晾衣服，上海陰冷的冬天沒有暖氣，人們的衣服要晾到哪里呢？因為這封信，一個少年的生命折斷了。媽媽嚇唬陳丹燕：你再聽短波，這就是下場。天性有股犟脾氣的14歲小姑娘對自己說，我一定要去看那個短波里的世界。上大學了，陳丹燕趕上了思想解放，80年代那種追求自由的橫沖直撞氣息，對于她有圣經般的含義。作為華東師大中文系77級的學生，剛從收聽短波即為死罪的時代逃出來，那代中文系學生在精神上的無知和饑渴，使其自甘于19世紀歐洲各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帷幕之下，契訶夫、普希金、左拉、王爾德……陳丹燕看得飛快，沉醉其中。19世紀外國文學中的人道主義、民粹主義和人文精神，成為支撐她那一代人世界觀的底色。然而還是不滿足，1981年中文系的歐洲文學史課上到現代部分，沒有正式教材，一本由袁可嘉、鄭克魯等選編的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》成了帶領她走向世界文學的摩西。伍爾夫、喬伊斯和普魯斯特，這些出現在書中的作家和他們代表的意識流，成為陳丹燕寫作的基礎。直到她自己從創作兒童文學起步，邁向“上海三部曲”和“外灘三部曲”的非虛構寫作，陳丹燕沉迷于描寫細物、手勢、光線和氣味，從不掩飾對意識流的喜愛。意識流勾著陳丹燕的魂，在中文系課堂上，她總是“走神”，思緒飄向契訶夫描述的俄國河流，或者喬伊斯筆下燈芯草搖曳的愛爾蘭沼澤地。1990年，陳丹燕第一次走出國門，用國外版權費開始世界旅行，第一站是日本。下飛機的一刻，看見了電影中見過的太陽旗，她自言自語：看，陳丹燕，這就是世界。32歲時去歐洲旅行，開始只圖一時之快——想看看歐洲，吃德國冷牛肉丸子，看柏林東區的老教堂，沒想到竟會找到精神故鄉。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，把歐洲視為精神故鄉，是不是很突兀呢？陳丹燕生在北京，幼年即隨父母搬到上海，父親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學生，母親是一個從偽滿洲國富裕家庭逃出來鬧革命的女學生，陳丹燕對滬上市井生活有隔膜，對北京也沒有多少親近，心里缺乏地域歸屬感。她在歐洲走走停停，看見白雪皚皚的俄羅斯，土耳其人的小飯館，西班牙小旅店墻上席勒的畫，德國鐘聲蕩漾的天主教堂，它們成為鄉愁般的記憶。陳丹燕意識到，一種“文化合成”的駁雜歐洲，是她的精神所向。她終于可以和自己的歸屬感和解——“我沒有地域沖突感，我是一個世界公民”。十幾年的歐洲旅行，陳丹燕于大千世界差異中領悟到人心的相通，她相信人類可以建立超越民族的真摯理想。這理想，就像安徒生和格林以后的優美童話，這也是她學士論文的題目。2000年，陳丹燕開始了旅行系列散文寫作，她為那套散文起名為：喜歡別人東西的滋味。即使找到了精神故鄉，陳丹燕的身份認同危機并沒有消失。作為1949年后第一批走出國門的背包客，陳丹燕和“五四”留洋的知識分子很不同，她很早就放棄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。“他們先有國學的底子，再去接受西洋文化，能在中西方之間有平衡的對話視角，但我就像個半文盲，沒有對話能力”。之所以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隔閡，陳丹燕覺得和“五四”以后對其妖魔化分不開：“我相信我這個時代很多人都沒讀過《四書五經》和《二十四史》，我們對于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非常疏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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